罗马尼亚和乌克兰总统呼吁加强能源合作

从历史上看，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总理辞职问题作出决定后，1989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38条就对所有中央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在大会期间和闭会期间的辞职程序作了规定，这种制度化处理就体现和确保了法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固有职权从而成了全国人大迫不得已方才行使的权力。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合法性的论证要遵循此先后顺位，不可轻易越级。

不过，附带职权的权力扩展功能是有限的，它的目的论解释应当遵循几项制约：其一，应受到法规范调整意图、计划及其内在目的约束，同时不得与法条文本的字义明显抵触。(二)国家重大事项标准与结构论解释从实体界定看，国家重大事项的判断标准，可谓是一个让人劳神费思的问题，诸多的研究者与实务家对该问题苦思不得其解。(16)通过历史解释，制宪时期的证据已表明必要且适当条款的目的旨在形成一种建构规则，(17)这与全国人大附带职权规则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进入专题： 全国人大兜底职权 依宪治国 。⑤这些思考富有启发，但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完全等同于剩余重大事项决定权，遮蔽了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丰富蕴含，且实体主义进路永远无法列举全部兜底职权。

(33)那么，该四种职权的划分是否涵括全国人大所有职权?有见解认为，该划分具有非穷尽性，虽然这种概括方法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大部分职权包括其中。该套论证方法可以指导全国人大新权力实践，提升其权力运作的宪法理性和规范化程度。恰恰是由于该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才促使法条主义方法成了一个选项。

而在剩余的权力空间结构中，其他职权的内容应当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相匹配，这是判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总理据。因为如果是文义解释范畴的方法，那么就同其他列举职权的类型相混淆了。这些制约因素全部适用于附带职权论证过程，否则目的论解释将成为华丽的文字装饰而丧失实质的证成能力。(12)有学者认为对立法机关的职权应实行宪法保留，而非法律保留。

在讨论全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范围时，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崔建华就论述到，宪法列举了一些重大事项决定权，并作出包罗性的规定，即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这涉及对特定列举权力本身规定意向的探知，因为漏洞就是对法律的规定意向所作的不圆满性的评价与判断。

以更好地实施这些职权为目的，全国人大紧密围绕这类职权而采取合理的措施，同时，那些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又通过比例原则的检验，就适宜认定为全国人大附带职权。据本文的三分法，从2015年开始，授权改革试点决定权由附带职权转变为其他列举职权。⑥参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漏洞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并非是天大的事。

释法者只有阐明了法律对特定列举权力着实存在规定的意向，才能判断规范是否存在不圆满性。站在为全国人大依法科学行权论证的立场，附带权力主要涉及开放型漏洞，而非隐蔽型漏洞，(27)目的论扩张解释则是填补开放型漏洞的主要方法。宪法解释方法存在诸多流派，可谓纷繁复杂。同时，附带职权是拥有具体行动内容而非立法裁量性质的权力，因此它的解释方法就要遵循职权法定(宪定)原则。

(二)法律授予的其他职权除了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其他职权外，法律有授予全国人大宪法列举职权之外的其他权力。必要的原初含义创造了一个手段与目的相符的要求。

据此，纵然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表述本身不蕴含法律的限定，但在法秩序中，法律规定人大职权应被理解为通过民主审议程序将兜底职权法律化，属于法律保留内容。在目的论解释过程中，全国人大对宪法框架下的制度资源以及自身的历史实践是有所依赖的。

经系统评判决定文本，可将部分决定归于全国人大固有职权范畴。目的论解释只是附带职权生成的主导方法，并非全部方法内容。(46)总之，纵然中国的政体与权力分立制衡的体制存在迥然区别，但该政体并不排斥国家权力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协力。(52)当时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责。(28)其三，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行权标准是目的论解释的规范底线。第三，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相对开放的空间结构足以涵括附带职权的要素，为现实需求性和理论支撑性奠定规范基础。

此外，宪法法律零星地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权力。但是，全国人大职权具有规范化的可能性，其规范化拥有来自现实政治、根本规范、程序机制等方面的实现基础。

六、结语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是宪法规范，对此要进行阐释。鉴于全国人大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最高性政治地位，那些归属不明的行权内容应推定属于全国人大。

在作为构成要件的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中的应当是规范性语句的关键词，它是对适用者判断标准的明确。在单一制的立宪主义国家，因为代议机关的权力为宪法而非自身所赋予，同时列举职权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附带权力议题仍有探究的制度空间。

作为实施措施的重庆市第一届人大筹备组，其目的正是推进重庆市地方政权组织建设，而且该措施是必要的阶段工作，也没有侵犯基本权利之嫌。在创制宪法或制定法律过程中，纵然已是精英的立法者，仍无法对未来社会情势作出准确判断，进而导致所列举的职权出现遗漏现象。从1954年《宪法》制定之后，中国的政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没有一个是立法机关，同时也是工作机关的国家机关了。伴随立法者的决策考量，此部分职权呈动态演化之势。

美国宪法的主要结构性原则包括联邦主义、权力分立以及民主制。全国人大附带职权对于宪法法律列举权力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附属性，而且附带职权的享有主体限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因此，附带职权解释的规范依据只能限于宪法法律授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条款，而不包括其他国家机关的列举权力条款。

因此，国家重大事项标准的定立，是全国人大职权体系规范逻辑的自然延伸，符合体系化解释的要求。下面将着重论述各类职权成立的正当性以及彼此之间的勾连。

确证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就应当遵循、至少是尊重中国宪法上这些主要的结构信息与规范。(49)总之，在着力论证某权力事项宜纳入国家重大事项标准时，应当契合本国宪法所安排的权力结构。

需辨识的是，代议机关附带权力的规范容许性与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或联邦制)没有必然关联。在1982年宪法修订过程中彭真持有类似观点。虽然法律将该决定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基于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2017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作出了《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它所谓的固有性，就是指内在地、本质上归属于全国人大的那类职权。

关 键 词：全国人大兜底职权  新权力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依宪治国 一、引言在中国宪制框架下作为权力弹性机制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即《宪法》第62条第16项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是中国宪法应对新权力的最重要机制。以此为依据，2008年全国人大作出《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五、固有职权的宪法建构方法相较于附带职权，全国人大固有职权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和更大的不确定性，因为附带职权尚可以诉诸一项宪法法律列举的主权力加以锚定，而固有职权却没有这样确切的方向。全国人大曾于1982年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关于国歌的决定。

彭真睿智地提出：对特大项目的审查已经包括在预算里面了，预算不是有个目录表吗?可以不必单独规定了。由于目的论解释不是从文义得出的当然解释，逻辑推理更应当正确无误，否则难以让人信服而使解释结果无法获得规范效力。